凯文·凯利：非常感谢，能参与这次对话是我的荣幸。我深深感激各位观众朋友的关注——因为注意力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稀缺的资源。此刻大家愿意把部分注意力分配给我，这份馈赠令我感动。希望接下来的分享能不负这份期待。

观察者网：谢谢！您在新书中提到，在与未来学家们打交道的50年里，您发现几乎所有预测（包括您自己的预测）都是错误的，但我不这么看。1999年，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曾把您和一群未来学家“关”在海边酒店，要求大家畅想2054年的世界图景用于他的电影拍摄。后来这位大导演电影拍完，似乎把大家的畅想呈现得很完美。因为十年后多家媒体都给那部片子的技术预言打了高分。还记得那部电影吗？

凯文·凯利：记得，那部电影名叫《少数派报告》。当然，整个世界观构建是由多位未来学家共同完成的，不仅是我，我们整个团队都在为斯皮尔伯格打造2050年的未来世界。参与这部电影让我受益匪浅，因为通常我们讨论未来时总停留在宏观层面，但斯皮尔伯格要求极致细节：他们早餐吃什么？客厅沙发长什么样？这种对具体而微的细节的极致追求令人振奋，你必须深入推敲和想象。这正是我从那部电影中学到的宝贵经验。

观察者网：谈到预测，谈到未来，一开始是什么促使您思考未来？感觉您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探讨未来。为什么会想写最近的两本书（《未来5000天的世界》和《2026：未来10000天的可能》）？

凯文·凯利：确实，我的未来探索之旅相当漫长。最初我是个对科技兴趣寥寥的嬉皮士，但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我的认知视角。我觉得互联网与其他技术不同，它更具人性化尺度和社群属性，这吸引了我。当数字时代真正到来时，我清晰看到：那些提前思考未来、做好准备的人总能把握先机。